2025 年 10 月 20 日，一枚历经 31 次复用的猎鹰 9 号火箭将 28 颗星链卫星送入轨道，让 SpaceX 的星链发射总数突破 1 万颗大关。当这串数字出现在航天监测屏幕上时，“星链垄断太空互联网” 的论调再度升温。但剥开数据的表象会发现，这场星空博弈从未形成单极霸权，而中国已悄然成为唯一在规划层面突破万颗卫星门槛的国家，正在改写全球太空通信的格局。

星链的 “规模神话” 背后，是先发优势而非绝对垄断。从 2019 年首批试验星升空至今，SpaceX 用 78 个月完成万颗发射，相当于每 2.3 天就有一颗星链卫星入轨，其 8652 颗在轨卫星占全球低轨通信卫星总量的七成以上，发射重量更是占据全球年度总量的 86%。这种规模带来了显著的市场优势：600 万全球用户、覆盖 70 个国家和地区，甚至能为极地科考与远洋船舶提供稳定带宽。但 “垄断” 的帽子并不贴切 —— 星链的损耗率已达 13.8%，1384 颗卫星因失效或地磁暴事件脱离轨道，且单星 5 年的设计寿命意味着每年需补充近 2000 颗卫星才能维持规模。更关键的是，其商业模式仍未稳固：2024 财年卫星业务亏损同比扩大 17%，599 美元的终端补贴与 99 美元月费难以覆盖成本，而印度市场准入受阻、巴西账户冻结等监管壁垒，更暴露了其全球化扩张的脆弱性。

在星链之外，全球尚无国家实现万颗卫星在轨，但中国已在规划层面完成 “万颗级” 布局。根据国际电信联盟（ITU）申报数据，中国星网、千帆星座等项目累计申请低轨卫星数量达 5.13 万颗，其中三个星座计划突破万颗规模：星网 GW 星座规划 12992 颗卫星，分为 500-600 千米极低轨道与 1145 千米近地轨道两个子星座，2030 年前将完成 10% 部署，后续年均发射量可达 1800 颗；上海垣信主导的千帆星座远期规划超 1.5 万颗，2027 年将完成 1296 颗一期组网；蓝箭航天鸿鹄星座则明确申报 1 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这些规划并非纸上谈兵：2023 年以来，中国已完成三次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千帆星座首批 18 颗组网星顺利入轨，其试验星实现 20Gbps 星间激光传输，地面终端体积仅为星链终端的 1/3。这种 “少而精” 的技术路线与星链的 “规模化” 路径形成鲜明对比，更适配高密度用户区域的通信需求。

太空互联网的竞争本质，是频轨资源与技术生态的双重博弈。星链的先发优势不仅在于卫星数量，更在于其通过 WRC-19 国际规则申报的 4.2 万颗卫星频轨资源，几乎占据了低轨可用频谱的半壁江山。但国际规则也为后发者留下空间：WRC-19 建立的 “里程碑” 机制要求星座必须按阶段完成在轨部署，否则频轨资源将被回收，这对星链维持 4.2 万颗申报规模构成压力。中国的应对策略极具针对性：一方面通过星网公司统筹申报，避免国内企业无序竞争；另一方面在技术上突破星间激光链路、小型化终端等关键技术，单星通信容量达 40Gbps，是星链 V2 卫星的 1.6 倍。与此同时，亚马逊 Kuiper（规划 3000 颗）、OneWeb（在轨 500 余颗）等竞争者也在细分市场发力，前者依托电商与云服务生态瞄准家庭市场，后者主攻航空航海等高价值场景，形成对星链的多维度牵制。

判断星链是否构成 “霸权”，更要看其能否阻挡技术迭代的浪潮。星链的垂直整合模式虽降低了发射成本，但中国正通过长征火箭复用技术、卫星批量化生产缩小差距；星链因卫星密集引发的轨道碰撞风险（国际空间站 3/4 避碰机动针对星链），也让 “太空交通管制” 成为全球共识，为后发者创造了规则话语权争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太空互联网的终极竞争力不在于卫星数量，而在于应用生态 —— 中国推动的 “星地一体化” 与 5G/6G 融合，美国侧重的火星通信支撑，欧洲聚焦的政企专网服务，正在将竞争引向差异化赛道。

当星链的万颗卫星在近地轨道形成闪烁的 “光带”，我们看到的不是霸权的加冕，而是太空互联网的 “战国时代”。马斯克的先发优势毋庸置疑，但中国在万颗级星座规划上的突破、国际规则的制衡以及多元竞争者的崛起，共同构成了反垄断的 “星空防线”。这场博弈的终局，不会是某一方的独家垄断，而是谁能在规模、技术与生态的平衡中，真正将 “星空信号” 转化为可持续的全球服务 —— 就像星链的每颗卫星都有退役之日，任何单一力量的霸权幻想，终将被技术迭代与规则演进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