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月，北京刚刚褪去冬日的肃杀，实验室的暖气却依旧呼呼作响。对刚经历拨乱反正的科研圈来说，“时间就是成果”几乎成了口头禅。就在这个节点，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因为连续熬夜审核演算稿，胃出血被送进协和医院。

彼时的陈景润已凭“1＋2”定理在国内外名声大振，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天才对外界的喧嚣始终保持距离。他的世界里只有素描簿一般的演算纸，整齐的约定符号，以及对“哥德巴赫猜想”近乎偏执的眺望。连同事都笑言：“陈先生的婚事，比证明猜想还难。”

就在病房走廊的尽头，一位身着军医制服的女医生开始引起旁人注意。她叫由昆，来自武汉，总医院选派到北京进修。30岁的她学历光鲜、履历清晰，却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毫不在意，凡是劝她相亲的人都被礼貌回绝。因为一次换药，她和陈景润有了第一句交谈。“麻烦轻一点，这只手还有推导用的。”陈景润低声提醒，语气淡，却让由昆记了很久。

快节奏的住院生活短暂却密集。由昆发现，陈景润记录推导的笔记摞成厚厚一摞，竟和病历差不多高。为了少占他时间，她常在凌晨查房后偷偷留下一杯温水、一张便签，上面简单写着“休息”。这种近乎无声的关怀，渐渐拉近了两颗同样倔强却内敛的心。

5月，陈景润出院。回到科学院宿舍的第一件事不是休息，而是整理住院期间腾在草稿纸上的灵感。忙完，他拿起钢笔给由昆写信：“来北京，咱们把婚事定了。”一向冷静的由昆读完信，竟在宿舍镜子前试着画淡妆——这在军医圈里是罕见的浪漫细节。

6月初，她请了探亲兼结婚假赶到北京，却迎来戏剧性的一幕。陈景润推开门只说了七个字：“咱们先不结婚。”理由看似简单：数学不能停，感情可以等。他的语气平淡，却像瓷杯冷不丁落地，极脆也极响。

由昆没有哭闹，她只是站在空荡的六平方米陋室中央，望着脚边叠得满满当当的手稿。思考持续了几分钟。没有埋怨、也没有质问——她甚至替陈景润把地上的草稿收好，用长尾夹夹整齐。随后一句轻声回应划破沉默：“行，婚后我绝不拖累你。”

消息在研究所不胫而走，引发两种反应：年轻科研人员调侃“老陈胆子真大”，而老一辈学者则担忧他错失良缘。几天后，研究所党委书记登门做工作，劝说内容不外乎身体、情感、未来。然而陈景润依旧摇头，“哥德巴赫”三个字成了挡箭牌。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悔婚”很快传到中南海。中央领导批注：“陈景润个人问题应妥善处理。”7月上旬，一通长途电话直接拨到他办公室。“小陈啊，个人幸福同样关系事业，别太钻牛角尖。”电话那头语气诚恳，没有批评，却有分量。陈景润握着话筒，一时无言。

与此同时，由昆的假期已满。武汉总医院了解情况后罕见地批给她加假一个月，理由简单：科教兴国，先让人才安心。她白天去北医旁听外科课程，晚上提着保温桶往返研究所。煲汤、洗衣、整理屋子，周而复始；与之对应，陈景润的推导速度也明显提升。偶尔抬头，他会看到那个瘦高的身影端着饭盒站在门口，不说话，只微笑。

几股力量——恋人的坚守、同僚的劝导、组织的关心——慢慢瓦解了陈景润那堵由严谨逻辑砌成的高墙。8月25日清晨，他破天荒主动敲响由昆宿舍的门。“我们去民政局。”短短一句，像公式里最后一行得出 Q.E.D.，不再可辩。

当天下午，两人领到了红底金字的结婚证。证件照里，陈景润西装笔挺却略显拘谨，由昆嘴角带笑，眼睛泛光。研究所传达室的小黑板写着：热烈祝贺陈景润同志新婚！全楼鼓掌——这在冷静的数学大楼里并不多见。

婚后情况有目共睹。陈景润依旧住六平方米陋室，桌上多了一个搪瓷杯，杯把上挂着由昆用毛线缠的把套；书架间放一张二人合影，旁边是满满当当的草稿。由昆说到做到，工作日仍在医院挂号接诊，夜里回研究所给丈夫熬粥。科研效率反而比过去更高——1983年前后，陈景润陆续发表《筛法研究》系列论文，被国外同行称为“东方的持续炮声”。

有人羡慕，也有人疑惑：婚姻与科研会不会彼此拖累？事实给出答案。当时中国科学界正奋力追赶世界前沿，国家层面要求“把落下的课补回来”。高强度工作如果缺乏情感支撑，大多虎头蛇尾。陈景润的案例恰恰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稳定的家庭能成为学术长跑的能量站。

遗憾的是，长年透支让这位天才身体愈发虚弱。1996年，他因病离世，终未能完全攻克歌德巴赫猜想。但在生前最后一次公开访谈中，他被问及“最正确的选择是什么”。他沉思片刻，只说了四个字：“娶了她。”那一年，由昆仍在手术台边，听到录音后默默把口罩戴紧，没有任何评论。

如今，研究所仍保留那张旧书桌，桌角的结婚照色彩已淡。对于后来者，它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是科研生态里人情味的实物证据：在最冷的纯数学世界里，同样能开出一朵并不耽误计算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