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勋不是最后一个，库克也不是最后一个，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作者：李一年（抱朴财经评论员）

毫无疑问，英伟达舍不得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且这一段时间，黄仁勋非常不容易。

有时候，黄仁勋的心情是大起，有时候是大落，和股价同频。

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英伟达在艰难保持平衡。

01 中国区员工3600人左右

最新的消息是：

4月17日，应中国贸促会邀请，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抵达北京。三个月前，黄仁勋曾在华表态称，要继续与中国合作。

中国对英伟达有多重要？看看数据。

2024年11月21日，英伟达公布2025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其季度收入在中国的数据中心收入环比增长，但仍远低于出口管制实施前的水平。

在截至2024年10月27日的2025财年第三季度，英伟达业绩再度超出华尔街预测：收入为35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41亿元），飙涨94%，环比增长17%；净利润达19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97亿元），同比增长109%，环比增长16%。

从地区分布来看，美国、新加坡、中国是英伟达第三季度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美国贡献了148亿美元收入，中国内地收入为54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收入接近52亿美元。

按这个比例来看，中国内地的营收占英伟达整个营收盘子的15.4%，这对英伟达是很大一块营收，也是很难舍弃的“蛋糕”。

英伟达在中国的规模如何？

2024年11月25日，英伟达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新办公室开业，这也是英伟达位于北京的第二个办公室。

有记者了解到，2024年底，英伟达包括上海、北京和深圳在内的中国区办公室员工人数已经达到3600人左右。

总结一下：英伟达一年在中国内地的营收大概在220亿美元左右，有员工3600人。

这很难完全放弃，或者说，没有理由放弃。

02 黄仁勋心情大起大落

另外一方面，黄仁勋很难。黄仁勋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

1月20日，黄仁勋没有去参加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现身北京参加公司年会。此前，黄仁勋分别在深圳与台湾参加公司活动。

至于原因，工作人员解释称黄仁勋的行程是提前制定的，无需做过多解读。

但是，如果你是黄仁勋，且收到了邀请函，你会不去参加就职典礼吗？

也有人分析说，形势很复杂，所以黄仁勋选择了低调立场。

我前面为什么说黄仁勋的心情大起大落呢？实际上，英伟达的股价也是大起大落。

特朗普履职之后，特朗普政府研究将英伟达对华芯片销售限制扩大至H20。

H20芯片是美国企业可以合法向中国市场销售的最先进的AI芯片，这也是一款为应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而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芯片。

DeepSeek横空出世，全球被刷新了认知。H20是DeepSeek使用的芯片之一，美国政界人士产生了危机感。

随后，白宫加紧限制H20芯片出口酝酿了数月，准备实施。

于是，黄仁勋的心情、英伟达的股价大落。

但是，4月初，又传出消息：黄仁勋在某个周五出席海湖庄园豪华晚宴后，特朗普政府有望改变限制英伟达向中国出口H20人工智能芯片的计划。

英伟达的股价迎来一波上涨，但没人知道黄仁勋和特朗普说了什么。

好景不长，4月16日，英伟达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4月9日通知英伟达，向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及D:5国家或地区（D:5指美国《出口管制条例》中的武器禁运国家或地区），或向总部位于或最终母公司位于这些国家的公司出口H20芯片，以及任何其他性能达到H20内存带宽、互连带宽或其组合的芯片，都必须获得出口许可。

公告披露，美国政府称，这旨在解决相关产品可能被用于或被转用于中国超级计算机的风险。

美国政府通知英伟达，该许可要求将无限期有效。

英伟达股价大跌。

三天后，黄仁勋抵达北京，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不太好的。

英伟达在中国最重要的赚钱模式之一是卖芯片，现在，这条路暂时断掉了，所谓“必须获得出口许可”，你想想，怎么可能获得许可？

即使有，数量也不可能多。

03 库克早就说了大实话

英伟达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包括数据中心、游戏、专业可视化和汽车四大板块。

其中，数据中心最重要，所谓“提供高性能计算解决方案，支持云计算和大数据处理”，技术工具就是英伟达自己的GPU。

现在卖芯片必须拿许可证，英伟达怎么办？3600名英伟达在中国内地的员工怎么办？估计，黄仁勋也在积极想办法。

在全球化实际上已经消融的今天，英伟达的选择不多。

有类似困扰的还有苹果，库克早就说了大实话。

为了减少损失，苹果几天前做了一件让很多人震惊的事情：

苹果公司租用货运航班从印度向美国紧急运送600吨 iPhone(或多达150万部)，以应对美国的关税政策。

▲路透社报道截图

库克的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日前，他的一段视频被翻了出来：

库克2017年在《财富》全球论坛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对中国存在误解，大家都认为，外国公司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我不确定他们去的中国哪个地方，但事实是，中国在很多年前就不再是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了。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我们去中国的原因，原因在于技术，技术数量的集中以及技术类型的丰富。”

“苹果生产需要非常先进的工艺，这里的工艺技术非常精湛。在美国，召集工程师会议，但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凑够一个房间。而在中国，来的工程师可以挤满好几个足球场，因为这里的职业技能非常非常深厚。”

一边是工程师会议可能凑不够一个房间，一边是工程师可以挤满好几个足球场。

8年前，库克对于苹果在中国、美国遇到的情况做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比喻，这是他的认知，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他可能没想到，8年之后，他为了让美国用户用上正常价格的手机，居然要紧急动用货运飞机。

冲突之中，风云变幻之下，很多跨国企业在彷徨，很多曾经习惯了全球化的企业家在郁闷中。

黄仁勋不是最后一个，库克也不是最后一个，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如何在巨变之下，迅速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弥补损失已经成了很多企业最紧迫的事情。

毫无疑问，相当一部分企业看不到下一个经济周期的曙光，它们成为了代价。

多年以后，回顾这一段历史，后来者一定会感叹这一段时光的荒诞不经和脱轨尺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