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突然发声，要求美国50个州实行统一的人工智能（AI）联邦标准，明确表示绝不能让中国在这些关键领域超过我们。尽管马斯克已经不再担任政府职务，他依然是特朗普的重要合作伙伴，以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到特朗普的竞选和应对全球大国竞争的战略中。这对政治与资本相结合的强力组合，究竟会如何影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美技术赛道的竞争，是否因此迎来根本性的转折？

美国当前的治理体系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分散。根据美国全国州议会会议（NCSL）2025年中期报告，全美50个州及领地已经提出了超过260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案，其中22项已经成为法律，约50项预计会在年底前进入最终审议。各州在制定相关规定时差异较大，标准不统一，企业因此需要应对各州不同的合规要求，OpenAI、Anthropic等头部企业早已提出，希望联邦政府能出台统一的标准框架。

更复杂的是，部分州已经将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这样的社会理念融入到AI监管中，催生出了所谓的觉醒AI，这使得企业在技术研发与社会价值平衡方面面临两难抉择。特朗普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两种解决路径：一是将联邦标准纳入每年必须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二是通过单独的法案来推动实施。

《国防授权法案》作为每年必须通过的核心法案，其政策落地效率非常高。共和党已经表示正在考虑将相关条款纳入其中。不过，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始终存在。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早已签署法案，要求大型AI企业披露其安全防护措施。此外，纽瑟姆曾公开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认为给加州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坚决主张保持对中国的贸易开放。

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则采取了表面合作，暗地行动的策略，虽然在公开场合支持联邦政府的某些限制政策，但私下里却派遣官员访问中国，维系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毕竟，很多加州、华盛顿和俄勒冈州的就业岗位依赖于中国市场。特朗普试图通过抢话筒集中联邦政府的权力，实质上是为了统一行动应对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

美国的州权与联邦政府间的分裂，使得联邦层面的竞争策略难以高效执行，而中国依靠集中资源的模式，在许多关键技术领域展现了强大的优势。这场联邦与州之间的博弈，是否能够促使美国形成合力，成为阻止中国超车的第一道防线，目前仍不明确，但它无疑是美国应对竞争的关键突破口。

马斯克在这场大国竞争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尽管他已卸任政府职务，但作为特朗普2024年总统竞选的最大金主，马斯克依然在资金和社交平台上为特朗普助力。两人的合作，不仅仅是资本和政治的结合，更是深度利益的契合。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SpaceX等公司长期受到繁琐监管的困扰，自动驾驶出租车合法化、星链计划的全国覆盖、以及SpaceX争取更多NASA合同等问题，都亟需政府政策的支持。而特朗普主张放松监管、减少联邦开支的理念，与马斯克的企业需求高度契合。

在担任特朗普政府政府效率部高级顾问期间，马斯克曾推动了一项联邦机构精简计划，目标是将428个联邦机构整合为99个，并剔除每年6.5万亿美元开支中的低效支出。这项改革思路至今仍在特朗普政府中延续。然而，这对组合并非没有摩擦。今年6月，两人因大而美法案发生争议，关系曾一度出现波动。但在应对与中国的技术竞争时，双方的战略共识暂时压过了利益分歧。

最近，两人通过公开活动恢复了高频互动，虽然马斯克不再担任政府职务，但他仍以民间智库的角色为特朗普提供技术与资本支持，深度绑定政治资源与资本力量。马斯克的价值不仅在于资本方面，他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样重要，SpaceX的航天技术、特斯拉的新能源布局、Neuralink的脑机接口研发，都是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时的重要筹码。

特朗普需要马斯克提供资本和技术背书，而马斯克则需要特朗普的政策支持为其企业铺路。这种政治搭台、资本唱戏的模式，使得特朗普的竞争策略得到进一步推动，即使两人没有公职关系，也依然能够加速白宫的行动。

特朗普与马斯克的一切行动，最终都指向中美技术博弈。特朗普曾直言：不行动就会被中国赶超，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他已经看到了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快速突破。美国能源部幕僚长卡尔·科曾将这场AI竞争视为与曼哈顿计划和太空竞赛同等重要的创世使命。特朗普计划在下周签署行政命令，推动国家实验室加大AI研发，并加强公私合作。

中国则通过反外国制裁法与精准管控关键资源来应对挑战。商务部在2025年发布了多项反制措施，限制某些美国公司与中国的交易，并发出强烈信号，表示协助美国打压中国企业的人将付出代价。

在稀土、镓、锗等关键材料领域，中国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与一批一证审批制度。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2025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关键材料的供应问题，美国的F-35战机升级计划被推迟，多个国防项目因此被迫延期。虽然这不能直接归因于材料管制，但供应链的重构已经证明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与时间。

技术自主性已成为中国应对美国挑战的核心策略。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华为昇腾AI芯片已通过集群互联技术弥补了单芯片性能的差距，预计2027年其算力将接近英伟达的水平。中芯国际的N+2工艺（相当于7nm技术）已成为华为芯片的主力产能，预计到2026年将过渡到N+3工艺（相当于5nm）。

这些技术突破不仅仅是偶然的成果，它们依托国家层面的资源整合与长期投入，形成了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生态系统。而美国则依靠私人资本主导+联邦协调的模式推动技术进步。特朗普推动的AI联邦标准，旨在通过减少州级监管内耗来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运营，而马斯克主导的政府效率改革，也为企业竞争提供了政策支持。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它能够激发创新，但缺点也十分明显：企业逐利的本性可能忽视公共利益，州与联邦之间的权力博弈会削弱政策的连贯性。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显示，F-35战机的升级推迟，部分原因就是软件缺陷过多，研发管理出现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深度交织，也使得脱钩断链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荷兰的ASML、韩国的三星等公司，在中美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既不敢违背美国的管制要求，又不愿放弃中国市场。中国的国家+市场模式擅长集中资源突破瓶颈，而美国的联邦+资本模式则善于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与劣势。

技术赛道的较量仍在继续，最终谁能领跑，超车的悬念依然未解。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竞争将推动全球技术的快速迭代，而全球市场的紧密联系和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将促使各方在竞争中找到合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