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无言

1954年，53岁的费米躺在病床上输营养液。

他没闲着，拿秒表数着液滴，测算流量，跟做普通物理实验似的。

这场景看着有点反差萌，本来想夸他心态好，后来发现这根本就是刻在骨子里的理科生本能。

病床数液滴的理科生浪漫

费米当时已经知道胃癌没救了，只剩几个月时间。

但他照样友好幽默，半点看不出绝症患者的颓态。

他的弟子兼老搭档埃米利奥・塞格雷看到这一幕，心里别提多难受。

离开病房就扎进酒吧，一杯烈酒下肚，还是难掩崩溃。

塞格雷为啥这么激动？他跟费米年轻时在罗马一起搞研究，一起拿诺奖级成果，让伽利略的故乡重新在科学界发光。

私下里他们还一起登山远足，给彼此起外号。

费米的外号是“物理教皇”，没办法，他分析物理问题从来没错过，跟金口玉言似的。

费米对自己的生命长度也算得明明白白。

回家养病时，他跟妻子劳拉说，病床租到月底就行，之后用不上了。

11月28日，他的心脏真就停止了跳动。

这精准度，不愧是搞物理的，连生命终点都算得分毫不差。

谁能想到，这位连生命最后时刻都在搞“实验”的人，年轻时就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天才。

13岁显露出数学天赋，父亲的同事借给他的数学书，他没多久就全吃透了。

15岁在罗马鲜花广场淘到本拉丁文的《数学物理基础》，900多页的大部头，硬是被他啃了下来。

现在让我们啃一本900页的外文专业书都头大，更别说15岁的孩子。

而且他后来自学的赫沃尔松《物理教程》，足足五卷本4000多页，还是法语译本，他一天能看一百多页，关键是真能掌握。这种自学能力，怕是没几个人能比。

中子轰击里的科研江湖

1926年，在伯乐科尔比诺的运作下，罗马大学为费米设立了意大利第一个理论物理教授席位。

他立马组建了“帕尼斯佩尔纳大道少年团”，成员全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大家亲密无间，搞研究的氛围特别好。

1933年圣诞节，费米跟团队成员分享了β衰变理论，提出“中微子”这个术语。

这篇论文后来成了学术典范，没有花里胡哨的表述，全是实打实的干货。

但费米不满足于理论，还想搞实验，可惜一开始没经费，实验设备都是在五金店凑材料搭的。

1934年政府给了经费，费米团队立马开启中子轰击实验。

他们沿着元素周期表挨个试，15个月发表10篇论文，连卢瑟福都主动要后续论文看。

打到铀的时候，他们以为发现了超铀元素，意大利媒体都炸了，还想以墨索里尼的名字命名新元素。

费米却没那么乐观，他知道科学结论不能随便下，为此还失眠了。

后来他赶紧跟科尔比诺发表联合声明，给媒体降温。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几年后德国科学家证实，那不是超铀元素，而是核裂变。更有意思的是慢中子的发现。

有个新学生发现木头桌面做实验，产物放射性更强，大家都搞不清原因。

一次实验前，费米临时把铅换成石蜡，结果放射性提高了一百多倍。

吃午饭的功夫，他就想明白了，石蜡里的氢原子核能减慢中子，让目标原子核更容易捕获。

这个发现有多重要？直接为后来的核反应堆打下基础。

1942年，费米领导的团队在芝加哥大学橄榄球场壁球场，建成了第一个核反应堆。

12月2日，人类首次实现自持链式反应，康普顿用暗语“意大利航海家登陆新大陆”向华盛顿报捷。

1945年三位一体核试爆，费米在9公里外撕纸片估算当量，结果是1万吨TNT，跟后来仪器测算的1.86万吨差得不远。

别人看核爆可能震撼或不安，他倒好，跟看普通实验似的，注意力太集中，连爆炸声都没注意到。

课堂上的费米小课堂

战争结束后，费米回到芝加哥大学教书。

他的教学方法特别接地气，从不从理论推演开始，而是从简单现象入手。

而且他备课很少参考教科书，主要靠自己毕生积累的笔记库，里面啥都有，还做了细致索引。

他最喜欢问学生“费米问题”，比如“芝加哥有多少钢琴调音师”“太阳中心温度多少”。

不是要标准答案，而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李政道曾说，费米曾跟他一起动手做计算尺，验证太阳中心温度，明明跟研究生课题没关系，费米却格外认真。

如此看来，费米教学生，更看重科学态度。

他不允许学生盲从权威，凡事都要亲身验证。

在他的培养下，芝加哥大学出了6位诺奖得主，罗马时期的学生里也有1位诺奖得主，这份育人成果，在科学界实属罕见。

1967年，在第一个核反应堆的所在地，《核能》雕塑落成。

有人说像蘑菇云，有人说像骷髅，作者却说那是教堂的形象。

用教堂纪念“物理教皇”，确实再合适不过。

费米的一生，既是科研拓荒者，又是教育宗师。

他在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达到巅峰，还培养了一批顶尖人才。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敬畏和纯粹。

在原子时代到来的关键时刻，他用理性和智慧把控方向，既推动了科学进步，又坚守了科学家的责任。

毫无疑问，费米的传奇不仅在于那些科研成果，更在于他刻在骨子里的科学精神。

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依然能给我们带来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