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颗、20万颗、100万颗……这些数字不是天上星星的数量，而是全球计划发射的卫星数量。 尽管这些卫星大多仍处于申报阶段，却一次次刷新了人们对商业航天产业的认识和想象。为何卫星部署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近地轨道空间能否容纳？从普通人的生活到地球生态，大量卫星又将带来哪些改变？ 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专家了解到，在各国锁定太空资源和卫星技术普及化的趋势下，大规模卫星申报和部署成为必然趋势，奠定广阔卫星应用的基础。未来，“+卫星”“卫星+”将如同“互联网+”“+互联网”，培育出繁荣的服务生态。不过，在部署更多卫星的同时，既要打通卫星应用“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化堵点，也要关注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潜在影响。 卫星申请数量屡创新高 锁定稀缺太空资源 当地时间2月4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发布SpaceX轨道数据中心受理及征求意见公告。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FCC欢迎SpaceX公司提交的轨道数据中心申请，并开始就此征求意见。” 1月30日，SpaceX向FCC提交了上述申请，内容为“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的卫星星座，可为先进的AI模型及其相关应用提供支持”。这一卫星系统将最多包含100万颗卫星，主要通过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发射，建立一个环绕地球的轨道数据中心网络。 2025年底，我国正式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覆盖14个卫星星座。其中，申请规模最大的两个星座是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申请的CTC-1和CTC-2，规模均为96714颗卫星。 截至目前，已有多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申报了卫星规模10万颗以上的卫星网络资料。 申报是部署卫星的第一步。由于轨道和频率均是不可再生且高度稀缺的公共自然资源，ITU制定了“先占先得”的规则，先申报频率并按时发射卫星，才能锁定频率使用权和轨道位置，否则逾期将被回收，面临被他国系统抢占、自身星座无法补网和全球服务断链的风险。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白开旭告诉上证报记者，特别是对于能保障卫星长期稳定运行、满足高精度监测需求的优质轨道资源，其数量受到物理条件、工程约束及国际协调规则的共同限制。以静止卫星轨道为例，卫星发射并完成在轨部署后，需长期占据特定的轨道位置和频谱资源，相关经度区段的可用槽位将逐步趋于饱和，必须提前规划和布局。 从后续落地来看，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丁波涛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向ITU申报的卫星不一定能得到完全批准。即使ITU全部批准，申报成功也不等于部署，而是享有了频轨资源的优先使用权。运营商7年内必须发射第一颗星、9年内必须发射总数达到10%、12年内发射总数需要达到50%、14年内整个星座必须完成发射。 中国宇航学会空间遥感专业委员会主任刘银年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中美的最新申报本身是一个标志性现象——在近地空间大规模部署卫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卫星应用前景广阔 但尚未迎来爆发 除了国家锁定太空资源的战略需求，从技术发展来说，卫星这一原本技术尖端、造价昂贵的科技产品已到达规模推广的阶段。 白开旭说，卫星系统是国家航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技术路线与运行能力已在长期工程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随着卫星技术成熟度和应用需求的提升，面向行业与社会的规模化应用，需在国家体系基础上，主要通过商业化路径加以拓展，由商业卫星系统承担常态化、市场化的服务供给功能。 商业卫星企业洞一科技总经理章英杰对上证报记者表示，卫星应用是商业航天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商业航天未来万亿元级产值中，卫星制造、火箭发射的占比有限，下游的卫星应用和服务则有无限的开拓空间，蕴含巨大市场潜力。 当前，主流卫星应用包含通信、导航、遥感三大方向。通信卫星可为偏远地区、航空、海事及应急场景提供互联网和手机直连服务，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导航卫星可提供高精度定位，支撑自动驾驶、农机作业、无人机管控等应用。遥感卫星则可形成“成像+洞察”的数据服务能力，服务于农业估产、灾害监测、碳中和监管、资源勘探和智慧城市建设。随着通导遥一体化技术成熟，三大方向正从独立发展走向深度融合。 SpaceX最新规划的计算星座，则旨在支持AI应用的广泛渗透，应对由此带来的海量数据计算需求。相比地面数据中心，计算星座可以利用近乎恒定的太阳能，实现革命性的成本降低和能源效率提升，同时显著减少地面环境影响。 总的来说，商业航天形成巨大产业效应的趋势不可阻挡。在政府重视、社会资本看好的加持下，商业航天当前仍是起步期，其发展潜力和未来规模不可限量。“在这个赛道上，只有成功与否，不存在是否有前景的问题。”刘银年说。 不过，目前卫星应用市场尚未完全爆发。章英杰认为，全球已发射的卫星多服务于国家任务，在轨且能面向大众提供服务的商业卫星数量还远远不足，难以支撑起成熟的应用生态。 卫星应用是商业航天产业链的最后一环，SpaceX是全球少数已拥有万颗卫星规模的星座，并通过卫星互联网服务实现全链条商业闭环的企业。除了商业卫星数量的不足，我国卫星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也存在堵点。业内认为，我国和SpaceX之间的主要差距并不一定在于技术，而在于商业理念和能力。 破除眼下堵点 关注长期挑战 对于如何加快打开卫星应用市场，刘银年认为，目前对于商业卫星的认识存在误区，即主要将其和“低成本”挂钩。在他看来，商业的核心首先是“好用”。科研层面的突破是一个过程，首先要解决“能用”的问题，不一定马上就能好用，但商业产品必须追求好用和可靠。 白开旭认为，一定规模是实现商业卫星服务能力的必要基础，但其发展目标并非简单追求星座数量的扩张，而是以稳定可交付的产品与服务能力为核心。商业卫星公司需围绕明确的细分应用场景，形成足够的能力密度、服务连续性和应用闭环，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以遥感卫星为例，作为布局在太空中的“千里眼”，其商业闭环的实现不在于卫星本身有多便宜，而在于它获取的数据是否“好用”且“用得起”，让数据服务像水电一样普惠。例如，在服务农业方面，每亩地每年可能只需10元，就能为农民提供完整的农田信息。 在这种模式下，用户规模和需求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卫星的批量化生产，自然会带来硬件成本的持续下降。“这一定是一个基于技术进步、供应链和市场逐渐成熟的合理下降曲线，而不会出现从单颗1亿元跌到1000万元的‘断崖式’降价。”刘银年说。 除了眼下的堵点，上百万颗卫星部署大幕拉开，也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刘银年表示，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如此多的卫星，本身就面临诸多技术挑战，包括卫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高效可靠的发射能力，以及海量数据传输所需的大容量通信频谱资源。这些现实约束可能尚未被充分认识。 更长远来看，刘银年提出，当卫星数量达到百万级别甚至更多时，是否会产生“遮天蔽日”的效果，进而对地球的环境、生态、气候等系统带来尚未被充分认识的长远影响？当大规模的卫星达到寿命离轨燃烧，大量金属物质进入大气层，又将引发什么后果？这些都将是人类要共同关注的议题。

10万颗、20万颗、100万颗……这些数字不是天上星星的数量，而是全球计划发射的卫星数量。

尽管这些卫星大多仍处于申报阶段，却一次次刷新了人们对商业航天产业的认识和想象。为何卫星部署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近地轨道空间能否容纳？从普通人的生活到地球生态，大量卫星又将带来哪些改变？

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专家了解到，在各国锁定太空资源和卫星技术普及化的趋势下，大规模卫星申报和部署成为必然趋势，奠定广阔卫星应用的基础。未来，“+卫星”“卫星+”将如同“互联网+”“+互联网”，培育出繁荣的服务生态。不过，在部署更多卫星的同时，既要打通卫星应用“最后一公里”的商业化堵点，也要关注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潜在影响。

卫星申请数量屡创新高

锁定稀缺太空资源

当地时间2月4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布伦丹·卡尔（Brendan Carr）发布SpaceX轨道数据中心受理及征求意见公告。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FCC欢迎SpaceX公司提交的轨道数据中心申请，并开始就此征求意见。”

1月30日，SpaceX向FCC提交了上述申请，内容为“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的卫星星座，可为先进的AI模型及其相关应用提供支持”。这一卫星系统将最多包含100万颗卫星，主要通过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发射，建立一个环绕地球的轨道数据中心网络。

2025年底，我国正式向国际电信联盟（ITU）提交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申请，覆盖14个卫星星座。其中，申请规模最大的两个星座是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申请的CTC-1和CTC-2，规模均为96714颗卫星。

截至目前，已有多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申报了卫星规模10万颗以上的卫星网络资料。

申报是部署卫星的第一步。由于轨道和频率均是不可再生且高度稀缺的公共自然资源，ITU制定了“先占先得”的规则，先申报频率并按时发射卫星，才能锁定频率使用权和轨道位置，否则逾期将被回收，面临被他国系统抢占、自身星座无法补网和全球服务断链的风险。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副院长白开旭告诉上证报记者，特别是对于能保障卫星长期稳定运行、满足高精度监测需求的优质轨道资源，其数量受到物理条件、工程约束及国际协调规则的共同限制。以静止卫星轨道为例，卫星发射并完成在轨部署后，需长期占据特定的轨道位置和频谱资源，相关经度区段的可用槽位将逐步趋于饱和，必须提前规划和布局。

从后续落地来看，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长丁波涛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向ITU申报的卫星不一定能得到完全批准。即使ITU全部批准，申报成功也不等于部署，而是享有了频轨资源的优先使用权。运营商7年内必须发射第一颗星、9年内必须发射总数达到10%、12年内发射总数需要达到50%、14年内整个星座必须完成发射。

中国宇航学会空间遥感专业委员会主任刘银年对上证报记者表示，中美的最新申报本身是一个标志性现象——在近地空间大规模部署卫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卫星应用前景广阔

但尚未迎来爆发

除了国家锁定太空资源的战略需求，从技术发展来说，卫星这一原本技术尖端、造价昂贵的科技产品已到达规模推广的阶段。

白开旭说，卫星系统是国家航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技术路线与运行能力已在长期工程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随着卫星技术成熟度和应用需求的提升，面向行业与社会的规模化应用，需在国家体系基础上，主要通过商业化路径加以拓展，由商业卫星系统承担常态化、市场化的服务供给功能。

商业卫星企业洞一科技总经理章英杰对上证报记者表示，卫星应用是商业航天的核心价值所在。在商业航天未来万亿元级产值中，卫星制造、火箭发射的占比有限，下游的卫星应用和服务则有无限的开拓空间，蕴含巨大市场潜力。

当前，主流卫星应用包含通信、导航、遥感三大方向。通信卫星可为偏远地区、航空、海事及应急场景提供互联网和手机直连服务，实现全球无缝覆盖。导航卫星可提供高精度定位，支撑自动驾驶、农机作业、无人机管控等应用。遥感卫星则可形成“成像+洞察”的数据服务能力，服务于农业估产、灾害监测、碳中和监管、资源勘探和智慧城市建设。随着通导遥一体化技术成熟，三大方向正从独立发展走向深度融合。

SpaceX最新规划的计算星座，则旨在支持AI应用的广泛渗透，应对由此带来的海量数据计算需求。相比地面数据中心，计算星座可以利用近乎恒定的太阳能，实现革命性的成本降低和能源效率提升，同时显著减少地面环境影响。

总的来说，商业航天形成巨大产业效应的趋势不可阻挡。在政府重视、社会资本看好的加持下，商业航天当前仍是起步期，其发展潜力和未来规模不可限量。“在这个赛道上，只有成功与否，不存在是否有前景的问题。”刘银年说。

不过，目前卫星应用市场尚未完全爆发。章英杰认为，全球已发射的卫星多服务于国家任务，在轨且能面向大众提供服务的商业卫星数量还远远不足，难以支撑起成熟的应用生态。

卫星应用是商业航天产业链的最后一环，SpaceX是全球少数已拥有万颗卫星规模的星座，并通过卫星互联网服务实现全链条商业闭环的企业。除了商业卫星数量的不足，我国卫星应用的“最后一公里”也存在堵点。业内认为，我国和SpaceX之间的主要差距并不一定在于技术，而在于商业理念和能力。

破除眼下堵点

关注长期挑战

对于如何加快打开卫星应用市场，刘银年认为，目前对于商业卫星的认识存在误区，即主要将其和“低成本”挂钩。在他看来，商业的核心首先是“好用”。科研层面的突破是一个过程，首先要解决“能用”的问题，不一定马上就能好用，但商业产品必须追求好用和可靠。

白开旭认为，一定规模是实现商业卫星服务能力的必要基础，但其发展目标并非简单追求星座数量的扩张，而是以稳定可交付的产品与服务能力为核心。商业卫星公司需围绕明确的细分应用场景，形成足够的能力密度、服务连续性和应用闭环，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以遥感卫星为例，作为布局在太空中的“千里眼”，其商业闭环的实现不在于卫星本身有多便宜，而在于它获取的数据是否“好用”且“用得起”，让数据服务像水电一样普惠。例如，在服务农业方面，每亩地每年可能只需10元，就能为农民提供完整的农田信息。

在这种模式下，用户规模和需求量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卫星的批量化生产，自然会带来硬件成本的持续下降。“这一定是一个基于技术进步、供应链和市场逐渐成熟的合理下降曲线，而不会出现从单颗1亿元跌到1000万元的‘断崖式’降价。”刘银年说。

除了眼下的堵点，上百万颗卫星部署大幕拉开，也引发一系列复杂的新问题。刘银年表示，在有限的空间内容纳如此多的卫星，本身就面临诸多技术挑战，包括卫星的规模化制造能力、高效可靠的发射能力，以及海量数据传输所需的大容量通信频谱资源。这些现实约束可能尚未被充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