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局下的破局之道

【开栏的话】

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等知名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到中心交流研讨，以汇聚全球顶尖智慧，共研时代重要命题。这些跨越国界、充满智慧的真知灼见，不仅能为中国发展提供镜鉴，也为世界理解中国打开了新的窗口。为将这些优秀思想成果分享给业界及企业，中国经济时报自即日起开设“全球观·中国策”版面，聚焦前沿理论与学术观点，以深度报道架起中外思想者对话的桥梁。首期聚焦“人口变局下的破局之道”，以全球视野探寻人口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专访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 梁建章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晶晶

7月28日，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公布，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每孩每年3600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范围、普惠式、直接性向群众发放的民生保障现金补贴。

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会主席梁建章作为长期关注人口问题的企业家和学者，曾多次呼吁通过中央财政发放育儿补贴来提升生育率。在全国教育大会一周年及免费学前教育政策推行之际，围绕育儿补贴政策、生育支持体系及人口发展前景等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与梁建章展开深入对话，他表示，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投资，要通过中央财政把更多的福利给予养育孩子的家庭。

还需进一步加大育儿补贴力度

中国经济时报：您曾表示现有育儿补贴力度（每孩每月300元，补贴至3周岁）仅相当于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的2%。这是否意味着还要继续加大政策力度？

梁建章：这次出台的国家育儿补贴政策预示着全面生育福利的起步，令人鼓舞，值得点赞。但仍需进一步加大育儿补贴力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过发放补贴鼓励生育是有效的，但政策力度需足够大且具备可持续性。与中国同属东亚国家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只有0.72，全球最低。为了鼓励生育，韩国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对两岁以下婴幼儿父母的补贴。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岁以下婴儿的父母每月可以获得100万韩元补贴（约合人民币5000元）；抚育1至2岁幼儿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万韩元补贴。韩国政府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人数为24.2万，较2023年增长3.1%，9年来首次正增长。韩国2024年出生人口止跌回升，从月度数据来看，主要可以归因为大规模的生育补贴和扶持政策。当然，人口结构、疫情补偿效应和民间的生肖偏好也有一定影响。此外，韩国2024年结婚数据大幅增加，预示2025年韩国出生人口还有可能继续增长。

综合施策：经济减负、服务赋能、制度革新

中国经济时报：除现金补贴外，您还提出个税减免、购房补贴（如三孩家庭房贷利息全免）等建议。这些政策如何与现金补贴形成合力？

梁建章：提高生育率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生育补贴除了发放现金以外，还需出台税收减免、房贷补贴，以及增建托儿所等减轻育儿家庭时间负担的综合措施。

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把钱发给了育儿家庭，就可以起到提振需求和抑制通缩的作用，还可以促进就业，形成经济增长的预期。

对多孩家庭进行购房补贴。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房价，虽然大城市的收入高，但是房价更高。大城市生活成本高主要因为房价高，其他如衣食住行，大城市并不比小城市贵很多，教育成本如果是公立教育，也不会贵很多。所以大城市里，养育的高成本主要体现在房价上。建议出台对多孩家庭进行购房补贴的政策。比如，可以通过按揭利息返还进行补贴，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及以上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育龄家庭养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由于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不少家庭为双职工家庭，且保姆服务费用持续上涨，因此，许多家庭不得不选择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以照料孩子。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往往是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许多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都超过50%，而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大幅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提倡灵活办公。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也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

这项措施可以让职业女性更获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模式，她们每周可享有2天在家办公时间，这能节省数小时通勤时间，进而拥有更多陪伴孩子的时间，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投资

中国经济时报：在人工智能时代，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梁建章：人口与创新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效应，二是老龄化效应。

人口规模是创新力竞争中的基础性变量，人口数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发人员也就更多。这种人口越多、创新力越强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具有递增效应的，也就是说，人口越多，不仅总体创新力会越强，而且人均创新力也会越强，这就是所谓的规模效应。此外，人口年龄结构对创新力也有影响。一般来说，30多岁是最适合创业的年龄，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大量30岁左右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那么就会对其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很有帮助。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正在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的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即老年人会阻碍年轻人的创新活力。老人在企业和社会中占据了太多重要的岗位和资源，势必影响年轻人晋升和锻炼的机会，从而削弱年轻人创新和创业的活力。

从长远来看，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投资，通过中央财政把更多的福利给予养育孩子的家庭，一方面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扩大消费、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一举两得的解决办法。

总 监 制丨王列军 车海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