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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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美国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名为“创世纪计划”的国家级科研工程。该计划旨在整合美国能源部下属17个国家实验室的超级算力、联邦政府积累的海量科学数据及自动化实验设施，构建一个能够完成从假设、模拟到实验验证的全链条人工智能科研平台，其攻关焦点高度集中于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裂变与核聚变能源、量子信息科学以及半导体与微电子等6大战略领域。这意味着美国正试图动用国家力量，打造一个由数据、算力与机构深度协同的全链条科研体系，使人工智能成为驱动科学发现的核心引擎。这一构想不仅意图重塑美国自身的科研生态，其根本目标更在于构建新的技术壁垒，塑造对美国绝对有利的未来全球科技力量格局。

  “创世纪计划”在政策力度与组织规模上远超常规的科技规划调整，其宏大体量被官方宣称为堪比“曼哈顿计划”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国家级动员。计划明确提出，要通过推动跨部门协同和公私合作，实现国内数据共享、系统操作交互和人才培养等，避免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同时在所谓“保障安全”前提下进行有限的国际合作，全力提升美国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系列布局标志着美国科技政策的一次深刻转向，即从过去主要依赖市场与私营部门创新，转向由联邦政府直接干预、统筹攻坚的模式。然而，驱动这一庞大计划的绝非纯粹的科学发展热情，而是明确服务于地缘政治竞争的考量，折射出美国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紧迫感与雄心，以及在面对追赶压力时，谋求通过政府强势主导、集中调配资源的模式来巩固技术霸权，确保美国在未来产业与安全领域的绝对主导权。因此，这一计划实质上是在“大国竞争”的框架下，美国为确保其技术领先与供应链安全而发动的一场“科技总体战”。

  尽管蓝图宏大且野心勃勃，但“创世纪计划”自提出始，其内在深刻矛盾与结构性缺陷便遭受广泛质疑，前景很不明朗。一是政治决心与国内现实严重脱节。白宫虽高调倡导整合国家资源，却同时削减基础科研预算，导致数千名联邦科学家面临失业，形成“边拆台、边筑墙”的悖论。更关键的是，这一需耗费巨资的长期计划尚未获得国会持续拨款的政治保障，在党派极化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其财政可持续性充满巨大的变数。资金的匮乏直接威胁到计划的根基。二是算力野心与能源基础严重不匹配。人工智能是公认的高耗能领域，而美国电网基础设施老化、评级低下，能否承载该计划带来的指数级电力需求增长，已成为一个硬性约束，使得该计划的算力蓝图面临基础性风险。三是数据整合愿景存在体制性障碍。计划的实施依赖于打通分散在各个联邦部门、标准不一、质量参差的历史数据。然而，美国政府内部长期存在“数据孤岛”，共享机制缺失、治理混乱，将这些庞杂数据转化为可用资源，所需时间与协调成本远超预期，与短期见效的政策要求形成巨大落差。

  超越执行层面的挑战，“创世纪计划”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其根植“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和服务于霸权竞争的功利主义导向。该计划直接源于美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发展的战略焦虑，其核心目的在于系统性锁定对中国科技竞争优势。这种思维导向与其所宣称的“推动科学进步”的目标存在本质背离，最终可能侵蚀其自身发展的根基。“创世纪计划”在设计上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与工具化色彩，其意图绝非单纯促进知识共享，而是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设定严格技术“准入”规则的国家级平台体系，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科学发展依赖于开放、交流与合作的基本规律，更将人为加剧全球科技领域的壁垒与割裂，推动形成相互隔绝的“技术阵营”。它将破坏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信任基础，阻碍关乎人类共同命运领域的科研协作效能。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可持续的科学进步源于开放、协作、以人为本的探索，而非源于孤立、封锁和以压制他者为目标的竞争。

  总体而言，“创世纪计划”暴露了美国在科技霸权焦虑下的战略困境。其内在的功利性、对抗性与结构性缺陷，使其更像是一场代价高昂的豪赌。该计划的最终命运，不仅取决于其能否克服资金、能源、数据等内部难题，更取决于美国能否超越过时的冷战思维。否则，这场以“创世纪”为名的宏大计划，最终揭示的或许不是美国科技的新生，而是其固守霸权迷思、背离时代潮流的历史困局。

  （执笔：周璐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