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数智化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度重塑中国经济社会的底层逻辑——从都市的智慧商圈到乡村的数字田埂、从工业互联网的智能互联到民生服务的精准触达，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正加速从“工具赋能”跃升为“价值创造”的核心引擎，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值此关键节点，中国经济时报推出“数智导刊”，紧扣“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价值化”两大战略支点，以“政策前沿洞察、行业动态追踪、实践案例解剖、未来趋势研判”为核心维度，打造承载深度优质内容的数智化时代“智慧航标”。

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具有广泛渗透性、基础性与潜在颠覆性的技术，自然要让它赋能实体经济的千行百业。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及其带来的收入极化问题，已不容忽视。

数智专访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李海楠

2026新年伊始，“人工智能+”话题再成舆论焦点。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近日，《“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行动方案》等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对外释放出国家层面提速布局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工业发展的鲜明信号。此间，在各界期待“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布局提速的同时，关于人工智能带来的一系列冲击和影响的讨论也在进一步升温。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应用于生产制造领域。‘人工智能+制造’和围绕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合赋能强化基础设施和要素支撑，更是深化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黄群慧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强调，在重视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要充分考量其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带来的收入极化等影响，确保“人工智能+”精准赋能与高质量治理并济。

期待今年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迸发显著成效

中国经济时报：政策层面不断重申“人工智能+”行动作为“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重要举措的关键地位，在您看来，今年人工智能对于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实体经济将带来怎样的表现？

黄群慧：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已被确立为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抓手。因为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具有广泛渗透性、基础性与潜在颠覆性的技术，自然要让它赋能实体经济的千行百业。

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强大的实体经济能够增强国民经济抗冲击能力。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核心，既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也是创新成果应用与迭代的重要载体；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均围绕制造业展开。所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落脚点仍要落到制造业发展上。脱离了制造业，技术创新将失去依托。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30%，应用场景极为丰富，这也是我国相较于美国“底层根技术优势”的差异化竞争力。发挥场景优势，以大规模制造业需求反哺人工智能迭代，正是我们后发赶超的关键策略，也是“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现实基础。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既可以推动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升级，还能够带动人工智能产业自身发展，从而形成以需求牵引原始创新的独特路径，同时也会改变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工智能+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我国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安全可靠供给，产业规模和赋能水平稳居世界前列；推动3至5个通用大模型在制造业深度应用，形成特色化、全覆盖的行业大模型。《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行动方案》也提出，到2028年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融合赋能水平显著提升，例如推动不少于5万家企业实施新型工业网络改造升级、在20个重点行业打造一批高质量数据集等。

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当然，对于国家层面的政策，各地仍要结合自身优势针对性开展产业布局和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最终要落到具体产业上。不同地区要立足自身禀赋，区分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不同特性，差异化推进升级。就此而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辅相成，难以截然分开。

未雨绸缪：高质量引导人工智能治理

中国经济时报：随着数字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水平突飞猛进，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极大影响。您认为，该如何科学、有序平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应用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黄群慧：技术创新的社会影响必须被纳入政策考量。其中，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及其带来的收入极化问题，已不容忽视。

先看人工智能对当前就业岗位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向各行各业渗透，制造业已发生重大转变。人工智能的应用简化了制造业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搭载人工智能算法的机器人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装配、质量控制等工作流程，甚至承担起解决复杂问题的任务，这使得对部分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迭代发展，势必将持续对未来就业市场和各行各业产生影响。从趋势上看，随着认知任务智能化程度提升、人工智能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具备更强适应和决策能力的人工智能应用工具，必然会替代以往被认为需要人类智慧的领域；再比如，随着自动驾驶技术不断成熟与应用，将对运输与物流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可能给卡车运输等流通服务行业带来挑战。

除就业替代问题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发展还可能带来收入分配“极化”问题。若这一问题过于严重，反而会阻碍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这就要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兼顾包容性，在推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高级化、数字化、绿色化进程中，要统筹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要注意消除可能出现的“数字鸿沟”；在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的同时，要缩小收入差距。

因此，不能一味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必须充分考量其带来的社会影响。科技创新必须坚持“包容性”：从宏观层面看，新型工业化过程既要追求先进性，也要体现包容性；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创新要重视社会责任，秉持“科技向善”理念，关注ESG（环境、社会、治理）。事实上，若企业创新和工业化过程缺乏包容性，最终反而会阻碍技术进步。

当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的影响已现端倪。若缺乏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兜底措施，一味推进技术落地，既违背“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的“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理念，不利于“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也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相冲突，更不符合新发展理念。对此，要“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积极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这本质上是对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相统一的要求，对引导人工智能技术走向正确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向善”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人工智能治理的具体规则，需要在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技术伦理等多学科互动中持续演化，并与国际治理进程对接。

总 监 制丨王列军车海刚

监 制丨陈 波 王 彧 杨玉洋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谷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