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索尼推出的VAIOGTPCG-GT，堪称科技圈“脑洞大开”的代表，作为笔记本电脑，它竟搭载了索尼数码相机同款蔡司专业镜头，支持10倍光学变焦与4倍数码变焦，在如今看来荒诞又抽象。

但这并非索尼的无厘头尝试，而是源于那个年代科技圈对“二合一”形态的执着，这种执念甚至能追溯到生活用品领域。

1989年，宝洁推出全球首款洗发水与护发素二合一产品，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这一跨界创新启发了科技行业：既然生活用品能通过“二合一”提升价值，电子产品为何不能？

1990年比尔・盖茨做出预言：未来电脑不会局限于台式机与笔记本两种形态，还将拥有类似笔的输入方式。这一想法成为二合一平板电脑的思想源头之一，但早期产品却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既无法媲美电脑的生产力，也丢失了平板的便携娱乐性，沦为“四不像”的过渡品。

二合一设备的探索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起步。1993年，康柏推出首款可拆卸式电脑，配备有线可拆键盘与电池供电手写笔，主要面向工程、保险行业用户，用于现场笔记、填表与签名，拆掉键盘后初具平板形态。

1994年6月，IBM推出Thinkpad360P，主打会议笔记、文件批注与随身展示，屏幕可向后翻转合拢，进一步贴近平板体验。

2000年后，更多厂商加入战局：2008年东芝发布的PortageM700，采用中轴旋转设计，屏幕翻转180度反扣键盘即可变身平板，但其两公斤的裸机重量，让平板模式更像“带屏幕的板砖”，实用性大打折扣。

真正的转折点来自微软Surface系列，它的出现开启了现代二合一平板电脑的纪元。

彼时电容式触控技术已趋成熟，iPhone与iPad培养了大量“手指操作”用户，Surface通过两大创新重构产品形态：

一是支架与磁吸屏幕盖设计，将键盘做成几毫米厚的保护盖，大幅提升便携性；

二是搭载Windows8系统，首次尝试打通触控与鼠标操作逻辑。

尽管第一代Surface因软件生态与性能问题遇冷，但2014年推出的SurfacePro3大获成功，甚至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25大发明之一。

Surface的成功刺激了苹果，后者推出iPadPro系列，采用“给平板做加法”的思路，搭配妙控键盘与手写笔，试图让平板承担电脑的生产力任务。

在两大巨头引领下，谷歌PixelSlate、联想YOGA等产品纷纷跟进，但二合一市场始终不温不火。

核心问题在于，厂商们过度纠结产品“更像电脑还是平板”，却未能解决核心矛盾：如何在保留平板便携娱乐性的同时，兼顾轻办公生产力。

本质上，平板与电脑遵循两套截然不同的逻辑：平板是轻量化和触控优先，延续移动设备架构，侧重低能耗与直观交互；电脑则是高性能和鼠标优先，依赖桌面系统架构，支持多进程运行与复杂窗口管理。这两种逻辑如同水与油，早期产品只是简单混合，并未实现真正融合。

但市场确实存在介于两者之间的需求：键盘鼠标虽高效，却将用户禁锢于桌面，而思考、阅读、绘图等创造性活动往往需要脱离桌面场景，这部分“非桌面计算空白”亟待填补，平板正是最佳载体。

华为MatePadX给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鸿蒙双模式，不再纠结产品形态归属，而是让两种逻辑各自发挥优势。

相较于微软与苹果的路径，华为的突破在于取舍与创新：Surface试图将平板塞进Windows桌面系统，却因UWP生态薄弱导致平板模式体验拉胯；iPadPro虽有优秀触控与丰富应用，却因iPadOS多窗口设计不足、文件管理薄弱，始终无法突破“次电脑”定位。

而鸿蒙系统作为后起之秀，没有历史包袱，采用“同源不同样”的底层架构，可灵活适配手机、平板、电脑等多种硬件形态，这让MatePadX能够实现双模式的流畅切换。

从占据整间屋子的ENIAC，到台式机、笔记本，个人计算机一直在进行“瘦身运动”，而二合一设备承载着人们对“终极形态”的期待，既摆脱桌面束缚，又具备生产力。

早期产品虽多为“缝合怪”，但华为MatePadX用鸿蒙双模式化解了形态冲突，以PC级工艺提升质感，实现了“起身时是创作娱乐的巨幕平板，坐下时是高效办公的性能电脑”的产品定位。

这条通往终极形态的道路仍在延伸，如今的二合一设备已比10年前更接近最初的想象。华为MatePadX或许并非完美答案，但它证明了二合一设备的核心价值，不是简单的形态拼接，而是基于用户场景的精准适配。

随着技术迭代与生态完善，二合一设备有望真正填补“非桌面计算”的空白，成为兼顾自由与高效的理想载体，让人们重新期待这一品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