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乎中华民族存亡的伟大抗争中，无数中华儿女以各自的方式投身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叶渚沛，便是其中一位特殊的战士。他以科学家的智慧与担当，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綦江谱写了一曲“以厂为战、以钢报国”的壮烈史诗。1978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在叶渚沛的骨灰安放仪式上，郑重称其为“人民科学家”。这沉甸甸的称号背后，不仅凝聚着他对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卓越贡献，更承载着他在民族危亡之际，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赤子情怀。而在綦江的五年，正是这位“人民科学家”用科学报国理想淬炼初心的关键岁月。

▲叶渚沛在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资料图）

海外求学与赤子归心

叶渚沛的科学人生，自始便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1902年10月，他出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市一个华侨家庭，祖籍福建省厦门市。其父叶镇锥是一位追随孙中山的爱国侨领，不仅鼎力资助革命，更以在菲律宾第一个剪掉辫子的果敢行动，彰显反清革命的决心。家庭的革命氛围与父亲的爱国精神，为叶渚沛的成长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少年时代，他在辛亥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勤奋好学，思想敏捷，成绩超群，早早立下了科学救国的宏愿。

1921年，叶渚沛远赴重洋，考入美国科罗拉多矿冶学院学习。此后，他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冶金化学硕士学位，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获金属物理化学博士学位。1928年至1933年，他受聘于美国联合碳化物研究所和美国中央合金钢公司从事研究，在美、英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年仅30岁便已在国际冶金界崭露头角。1933年，他赴德国考察工厂与实验室，柏林工业大学的杜勒（R.Durrer）教授对其才华极为欣赏，力邀他留校工作。然而，此时的叶渚沛，心中牵挂的是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祖国。他婉拒了国外优渥的条件，于1933年末毅然回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将所学奉献给亟待振兴的民族工业。

从南京迁徙綦江不屈征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南京危在旦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资源委员会下属的冶金研究室亦奉命西迁。然而，叶渚沛没有立即撤离。当时，他正指挥安装冶炼精铜的设备，试图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军工生产所需的实际产能。直到日军逼近南京，枪炮声隐约可闻，他才安排部分员工先行撤往武汉，自己则坚守岗位，继续指挥试验生产，直至11月才率留守人员乘军用卡车迁往长沙，暂驻岳麓山脚的湖南大学。

在长沙，叶渚沛并未因暂时的安定而懈怠。1938年2月，他主动联系资源委员会，接管了长沙一家技术不过关、铜锭无法用于军工生产的炼铜厂。为解决技术难题，冶金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从相对安全的湖南大学搬进长沙城内的炼铜厂。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中，他们自己制造设备，攻坚克难，成功生产出电解精铜。同年7月，炼铜厂试产成功，生产20余吨含铜量达99.9%的优质电解精铜，完全满足子弹、炮弹生产需要，有力支撑了抗战的战略物资需求。

▲1938年重庆炼铜厂。图片来自中国科协之声

东南亚第一座纯铁炉在三江诞生

1939年冬，经资源委员会安排，叶渚沛经过认真考察，决定在原綦江县三溪场（1942年更名为三江镇）附近的綦江河岸，筹建纯铁冶炼厂、炼锌厂及配套的供电厂。三江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路交通（綦江河可通航）以及附近丰富的煤炭资源，成为战时建厂的理想选址。自此，叶渚沛开始了在綦江三江长达五年的艰苦创业。

在叶渚沛的精心组织指挥下，三江电化冶炼厂的建设快速推进。1943年4月，资源委员会批准该厂下设4个分厂，叶渚沛还兼任负责电炉炼钢的第三分厂厂长。除冶炼铜、铁、锌外，工厂还添设了高周率电炉及平炉炼钢厂。据当年8月统计，三江电化冶炼厂已有职工1444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20人，管理职员211人，设有总务、工务、业务、会计等4个管理处室，并在畹町、昆明、贵阳、涪陵等地设立物资转运站，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生产与管理体系。

最令叶渚沛自豪的是，在三江建成了当时东南亚的第一座纯铁炉，并成功产出合格产品。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战争环境下，无疑是一项“世界奇迹”。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三江电化冶炼厂年平均生产精铜500吨，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电解铜生产厂家。这些闪耀着金属光泽的精铜、纯铁，不仅是优质的工业产品，更是射向侵略者的“特殊子弹”，为弹药生产提供了关键原料，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原电化冶炼厂第三、四分厂今貌。三江街道供图

支持革命与追求真理

在三江的艰苦岁月里，叶渚沛不仅以工业生产支援抗战，更以其独特的方式支持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他将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当时，他的工作环境中已有不少中共党员，其多年的秘书毕季龙便是其中之一。叶渚沛虽身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要职，却对国民党对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及内部的腐败现象失望透顶。在三江电化冶炼厂工作时，他发现秘书室有职员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联系后，当即予以开除。尽管厂里有不少国民党员、三青团成员，但他坚决拒绝在厂里建立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不允许设立相应的挂牌机构，为工厂营造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他严于律己，生活清贫，当时厂里从美国购进的货车多达几十台，他却从未为自己购买专用小车，其高风亮节在当时的官场中实属罕见。

叶渚沛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并非始于三江，却在抗战时期因共同的抗日目标而更加紧密。早在1938年，他在武汉便通过老朋友、新西兰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结识了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当时白求恩经香港前往延安，医疗器械因战乱丢失殆尽。叶渚沛了解情况后，慷慨解囊，不仅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向钱昌照等人募捐，为白求恩置办了行装和医疗器械，助其顺利奔赴延安。这一义举，展现了他超越党派、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

1939年，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在重庆化龙桥新建办公楼（即后来的红岩嘴13号），而叶渚沛正在化龙桥筹建炼铜厂。近水楼台，他与周恩来开始接触，成为南方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严密封锁消息并歪曲事实。当时因与外国使馆缺乏直接联系，周恩来委托章汉夫请叶渚沛协助。时任资源委员会冶金部主任的叶渚沛，冒着巨大风险，为周恩来与英国使馆代办安排了一次秘密会晤，使我党得以通过外交途径向西方国家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几天后，英国媒体报道了会晤内容，引起全球哗然，有力地挫败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此后，叶渚沛还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在香港为新四军购买了一批作战物资。这些行动，无不彰显了他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科学家本色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

▲位于綦江区三江街道的原重庆冶炼厂（电化冶炼厂）大门。通讯员 张学成 摄

赤子归来：人民科学家的永恒丰碑

二战结束后，叶渚沛受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科学组副组长，后旅居法、意等国，1948年再赴美国任联合国经济事务部经济事务官。然而，身居异国的他，始终心系祖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叶渚沛欣喜若狂：“我们这些长期漂泊海外的游子，从此有了自己的国家。为祖国争誉，振兴中华的抱负可以实现了。”他不顾上司的再三挽留，毅然辞去联合国的高薪职务，带着妻子叶文茜和子女返抵香港。

1950年初，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叶渚沛全家回到广州。不久，周恩来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这位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语重心长地说：“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工业，国家需要大力发展，希望你在新中国充分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新中国的阳光下，叶渚沛迎来了科学事业的巅峰，他一直站在中国化工冶金领域的最前沿，为学科发展做出了创造性贡献。1971年11月，叶渚沛因病与世长辞，但他留下的科学遗产和精神财富，至今仍滋养着中国的科技事业。

▲1955年，叶渚沛与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进行学术交流。（资料图）

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回望叶渚沛在綦江三江的岁月，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科学家在艰苦条件下创造的工业奇迹，更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他以实验室为战场，以试管烧杯为武器，以钢铁铜锌为弹药，为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以科学的严谨和执着，在战乱中坚守岗位，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叶渚沛的故事，将永远镌刻在綦江的山水之间，镌刻在中国科技事业的丰碑之上，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